南阳伏羲时代星象岩画与柞蚕文化研究

2021-01-22 10:58:00 来源:龙腾南阳 点击量:8792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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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阳岩画里,发现最多的是星象(亦称凹穴)岩画。从形式上看,星象岩画有单穴、双穴、多穴,其中不乏有规律的12穴、14穴等。其特征是有的呈个状,有的呈双状,有的呈散状,有的呈图案状,有的呈多连状,有的带沟槽状、有的呈方格状;有的在祭坛上,有的在鸟与动物图腾上,有的在生殖器官图腾上。总之,南阳凡是有岩画遗存在的地方,均有星象(凹穴)岩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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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岩画中星象(凹穴),世界各地说法莫衷一是。由于岀现的早晚时期、民族地区以不同,而代表的内涵和功能作用不同。有专家认为,星象(凹穴)代表的是女性生殖器官女阴。笔者认为,南阳岩画中的星象(凹穴)不存在这种功能,因为在前面笔者已经有言在先,南阳岩画是伏羲时代的产物,因此它代表的内容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南阳岩画中的男女生殖器官崇拜,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其表现形式是石雕男根与女阴。
笔者研究认为,南阳岩画中的星象包含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一,文字记事功能。比如记录日常气象、事件等。其二,历史文献功能。记录氏族部落之间的资源分配、争夺、战争纠纷等。其三,科学记事功能。比如记录农业生产过程中育蚕、喂蚕、防害、收获,祭祀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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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阳星象岩画始于伏羲时代
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说:“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发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
《礼记·王制》曰:“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曰:“上古伏羲氏,龙马负图出于河,其图之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则之,以画八卦”。
《周髀算经》曰:“伏牺作历度。”
《管子·轻重戊》曰:“虑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立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代之。”
《春秋内事》曰:“定天地之位,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凡二十四,消息祸福,以示吉凶。
《钢鉴易知录》载:“太昊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龙马负图,于是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画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为卦六十有四,以通神明之德。”又载:太昊伏羲氏“命昊英,作甲历,定四时”,“起于甲寅,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岁以是纪而年不乱,月以是纪而时不易,昼夜以是纪而人知度,东西南北以是纪而方不惑。”
《竹书纪年前编·太昊氏羲氏》载:
制九州(笺按:伏羲氏皇策辞曰:九州之牧,各统其人,群居于外。法语曰:伏羲始定四海之广,作八卦,分九州)。《真源赋》曰:伏羲别九宫,因此制九州。郑玄注:易乾凿度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谓之九宫。太一下行,九宫从坎宫起,自此而从于坤宫,而震宫,而巽宫,所行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又自此而从乾宫,而兑宫,而艮宫,而离宫,行者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宫,而反紫宫行起。此太昊以八卦有九宫,因此制九州也)。
作甲历(笺按:古《三坟》:羲皇命昊英居潜龙之位,主阴阳、甲历、咨于四方。上下无或差。《尔雅》:太岁在甲曰瘀逢,在寅曰摄提格。邢昺疏曰:甲在癸,为十日。日为阳,寅至日为十二辰,辰为阴。按汉《律书志》述:三统曰人统寅,木也,太蔟,律长八寸,象八卦。虑戏氏之所以顺天地,通神明,类万物也。以是知伏羲已用寅正,夏后氏因之而已。
上述所有文字说明,太昊伏羲氏,仰观俯察,中观万物,按照天道自然规律创造的甲历,不仅大大推动了原始畜牧业的发展,而且对后世历法的完善和修改奠定了基础。
在远古时代,人们过着原始群居的渔猎游收式生活,他们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活动中,逐渐认识自然界里各种现象的运动规律。从太阳的东升西落和月亮的盈亏,逐渐认识了日月。看到植物的发芽、生长和枯落以及寒暑的变换而认识了年。最早的记事方法是“结绳记事”,到后来开始“观天授时”。
物候的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变迁一次又一次重复地印入人们的脑海,天象的循环变化同样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它们之间的相依关系无疑将被人们所还渐了解,观察目、月、星的运动变化来预告一年中不同季节的到来成了很自然的事。
距今4000多年前的夏代劳动人民,已很注意观察北斗星。那时北斗星距离北极很近,位置高,常年不隐,明亮醒目。这是由七颗亮星组成的、形状像只斗的星辰。如果每隔一个月黄昏时画下这个“斗”在天上的位置,就会发现它在天上绕着天球北极兜圈子。这种现象古人早就发现了。古书《鹏冠子》中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种观察北斗回转以定季节的方法在《夏小正》中也有描述。
根据观察天象变化来定四时,叫做“观象授时”。在没有历法的日子里观象授时是人们很长一个时期内使用的方法。人们总是想从各种途径得到启示。冬季的大风雪何时会袭击他们,必须事先得知以准备好燃料,及时找到庇护所;夏天的狂风暴雨会夺去他们可怜的收成,最好事前找到征兆;连绵的秋雨会使他们无法采集果实,应在阴雨到来之前尽量多摘些回来。这些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以后,原始人群终于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来帮助自己躲过难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西周初年东征的战士们成年累月奔波于荒郊野外。他们在滂沱大雨中行军,适逢满月刚刚经过毕宿不久。十五的月亮,正处于毕宿之中,这该是什么时候呢?利用简单的天文知识可以推断,此时太阳正位于毕宿的对面,即心宿附近,4000年前的秋分时刻正是这种天象,“月离于毕,雨滂沱”正是那个时代秋雨来到的写照。“月离于箕,风扬沙”,这是古人总结出来的又一条经验规律。满月在箕宿,正是4000年前春分后1个月左右,春天的大风扬起尘土,表明天气转暖,万物复甦。大自然在变换着脸色,它给人类无穷的财富,也给人们带来不测的灾难。古人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在认识它,征服它,并把他们得到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累代相继,人们在渡过了漫长的没有历法的时代之后,逐渐积累了有关年、月、日的知识,这些正是历法得以产生的基础。
笔者注意到“北头七星”图,在南阳岩画中多有出现。明显可以感觉到,它们的每组方位都不相同。这也证明,古代先人们记载的时间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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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县小店乡关庄村大岭坪星象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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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河工区皇路店镇高嘴坡星象岩画
中国最早记载岩画,是北宋《太平御览·卷三·易·通卦验》:“燧皇始出,握机矩表计冥图,其刻曰:苍渠通灵。”“宓牺方牙苍精作《易》,无书以画事。”针对《易经·通卦验》这段话,汉代经学大师郑玄注释说:“矩,法也。燧皇也,谓燧人,在伏羲前,作其图谓之计冥,时无书,刻石而谓之耳,刻曰苍精渠之人能通神灵之意也”“宓牺时质朴,作《易》以为政令而不书,但以画其事之形象而已。”宓牺即伏羲氏。
二、南阳星象岩画的功能
社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天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发展,需要掌握“年”这个周期,因为春季播种夏季耕耘、秋季收获、冬季贮藏,农事活动都要和季节变化紧密配合,而季节变化的周期就是一年。
《竹书纪年》说:“贾公彦谓连山作于伏羲,因于夏后代此之谓也。盖夏正建寅,艮居东北为寅,春首寅。连山首艮其义一也。外《纪》曰:伏羲作甲历,起于甲寅,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岁以是纪,而年不乱,月以是纪,而时不易。东西南北以是纪,而方不惑矣。”(《竹书纪年前编·太昊氏羲氏》)
在我国很古老的《夏小正》里,有根据观察天象、草木、鸟兽等自然现象定季节、月份的记载。例如什么时候田鼠出洞?什么时候杨柳萌芽?什么时候冰雪消融?从物候的变化来看一年的季节变化,并且把这些现象和农事活动相对应,用以指导农牧业生产。《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的历法,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历书。
(一)历法计算功能
《周髀算经》载:“伏牺作历度。”
《管子·轻重戊》载:“虑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立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代之。”
《春秋内事》载:“定天地之位,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凡二十四,消息祸福,以示吉凶。”
《竹书纪年》载:“作甲历”。
《纲鉴易知录》载:“作甲历,定四时”。“起于甲寅,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岁以是纪而年不乱,月以是纪而时不易,昼夜以是纪而人知度,东西南北以是纪而方不惑。”
《通历》载:“太昊始,有甲历”。
《太平御览》载:“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凡二十四,消息祸福,以判吉凶。
而之前《史记·天官书》说:“正月上甲(初旬第一甲也),风从东方来,宜蚕。”《晋书·五行志》说:“三月初二日,天阴无日,兼无雨,则茧大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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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河工区皇路店镇杨寨村蒸馍石上的凹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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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河工区皇路店镇梦山桑东岩画
(二)数学数字功能
《天原发微》载:“数学自伏羲则河图以画卦始”。
《事物纪原》载:“庖羲氏始画八卦,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
在远古时代,人们过着原始群居的渔猎游收式生活,他们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活动中,逐渐认识自然界里各种现象的运动规律。从太阳的东升西落和月亮的盈亏,逐渐认识了日月。看到植物的发芽、生长和枯落以及寒暑的变换而认识了年。一年中发生的人和事,出生的孩子,打回的猎物,养殖的蚕区等总得有个数字反映,南阳市部分岩画,绝对具有这样的功能。
(三)文字记事功能
日常记事,以代结绳,有文字功能。
孔安国《尚书?序》说:“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书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谐声。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文字必归六书,以同文而代结绳之政。《太平御览》载:“建分八节,以爻应气,凡二十四,消息祸福,以判吉凶。”
燧人氏、伏羲氏时代,中国文字、纸张均未产生。所以,《尚书》说古者伏羲“始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前面郑玄注《易·通卦验》说“伏羲前,作其图谓之计冥,时无书,刻石而谓之耳”。无书以画事的图画记事书籍,只能是现在所说的岩画类的史前图画;郑玄所说的画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见的各种动植物、人物等岩画图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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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河工区皇路店镇梦山村梅花状岩画
时隔数千年,我们无从理解上古伏羲时代南阳岩画中星象的具体含义,我们无法找到准确而真实的答案。但是,“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笔者通过查阅大量中国古代星象史料,从中可以寻觅出一些蛛丝马迹。尽管这些内容不一定真实,但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增广贤文·上集》)最早的史料先于我们今人早2000多年,必经有所研究。
(四)记录国家政治事件

在前面引用的文献中已经说过,伏羲氏《皇策辞》曰:“九州之牧,各统其人,群居于外。”那么,南阳地区当时做为疑似伏羲部氏曾生活过的“宛丘”之都之一也好,做为九州之一“行政区”也好,做为“五方分治、九州上书”也好,因为部落出现冲突主动被动也好,都有记录历史事件的责任和义务。
《拾遗记》载:“伏羲造干戈以饰武,此干戈之始也。”
《太白阴经》载:“木兵始于伏羲”。太昊伏羲氏所处的时代,人少,兽多,人们被凶禽猛兽吞噬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部落与部落之间也常常发生争斗。由于斗争的需要,太吴伏羲氏首创兵器与武术
《论衡·齐世篇》载:“宓牺之前,人民至质朴,卧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处,知其母不知其父。至宓牺时,人民颇文:知欲诈愚,勇欲恐怯,强欲陵弱,众欲暴寡,故这牺作八卦以治之。”因此伏羲时代应已开始进人野蛮社会的中级乃至高级阶段。
我国最早的占星术著作是战国时甘德的《天文星占》和石申的《天文》,后人合称《甘石星经》。它在中国星象学中,是一个比较全面、权威,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著作。因此,在司马迁《史纪·天官书》、班固《汉书·律历》书篇里面,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笔者翻阅《甘石星经》,从1颗星至45颗星,由于其出现的位置、角度、时间、亮度、组合方式不同,出现了200多项解释。其中包括帝王、国事、战争、灾祥、吉凶、农耕等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考虑其表现内容形式杂复杂,涉猎内容繁多,这里不便详细引述。
中国古人认为,所有事物被此之间可以感应,天人之间也是如此,这就是天人感应。但天与人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天作用于人,人只能听天由命;人的行为,会作用于天。人若违背了天的意志,天就要通过出现奇异现象来提出警告;人如再执迷不悟,天就要降更大的灾祸。天象观测,也就不单纯是探索自然,还具有更重更的政治目的。因而,中国古人观察天象记录星象,其中多包含氏族大事,而不是一些个人小事。
据统计《史记·天官书》的星象学内容共有17类,321款,按款数多寡顺序排列的前六类都是关于国家大事,共计264款,在总款数中占了82.2%,已经很容易说明问题。更何况在余下的各类中仍是土地得失、内乱、盗贼、百姓昌宁、上功等社会政治问题。
出于政治的需要,星象家最关注的天象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奇异天象,另一类则是五星运动。到后期,有关奇异天象的占验比较简单,已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比如,一般日食的发生象征着君主统治的忧郁和危机;月食是帝王后宫和诸侯大臣失职行为的警示;流星和火星的灾祸主要取决于坠落的地点。前者通常是军事败亡的宣示,而后者则是大臣死亡的预兆。彗星的情况比较复杂,举凡政台、军事谋叛以及水旱灾害都有可能与其相关。如《史记·天官书》记载:“秦始皇之时,15年彗星4见,久则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来六国,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十五年中4次看到彗星,才导致天下生茶炭。一旦奇异天象出现,占星家们就要根据星象预言并结合时势作出决断,使之作为帝王处理军国大事的重要依据。朝廷则着眼于“修德”、“修和”“修禳”的主旨,采取诸多救护措施:皇帝要颁布“罪己”诏书,通过素服、避正殿、减膳、撤乐等形式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并对当时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如凶徒、赋役、灾害、赈恤等)给予关注,并要求百官上书言事,举荐贤能,革除弊政;并定期举行祭祀活动。(管飞:《天问之路》,贵州教育岀版社,2013年11月。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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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河工区皇路店镇梦山桑东星象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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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阳星象主要是服务蚕业生产
南阳星象岩画众多,而且形象多样,遍布于北纬32°17'至33°48,东径110°58'至113°49',海拔150米~400米左右的山坡,而这些气候与山坡洽洽是适合柞蚕生长的地带。笔者认为,它最大的作用是为了观察天文、纪录时间,,是为了便于服务当地柞蚕生产时节观测季节、天气、日期、时辰,也包含有记录当时人丁、事物、事件、柞坡面积、柞树数量、柞蚕放量与产量等作用。
(一)记录日常气象
柞蚕属于鳞翅目、天蚕蛾科、柞蚕属吐丝昆虫。其一生中经历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各异的4个虫期,即:卵、幼虫(蚕)、蛹、成虫(蛾)期。柞蚕唯有幼虫期摄取食物,积累营养物质,以供各期生长发育所需。柞蚕在长期系统演化过程中,为了种族的生存、延续与发展,形成了与环境条件相适应的生物学特性。其中柞蚕的食性、滞育性与对温度等气象因子的适应性,对柞蚕品种的地理分布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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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河工区皇路店镇梦山村星形岩画
《古微书》载:“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画,以象二十四气”。《说文解字注》:“易通卦验曰:立春,调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阊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莫风至。”
这与古代人放养山柞蚕法,比较吻合:
“山必相其阴阳,蚕性恶湿喜燥,饲蚕宜向阳处,阴处祗可作茧,惟蚕宜山之阴者,为可避秋阳之烈,凡当西晒之山,秋蚕最忌。蚕尤畏署雾著蚕,甚者死,不甚亦病斑,不能作茧。山有空穴,每多雾,至晴雨、雨欲晴时,雾最甚,故有烟瘴之处,断不可蚕。”(清代常恩:《放养山蚕法·蚕山》,道光二十九年。)
在柞蚕放养的环境条件中,光照时间与强度对柞蚕滞育有决定性的影响。柞蚕幼虫四五龄期短日照,日照时间在13小时以内,蛹期滞育;四五龄期长日照,日照时间在15小时以上,则柞蚕蛹期不滞育。特别是五龄期日照时数对柞蚕滞育性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日照时间处于14小时中间状态条件下,温度对柞蚕蛹期滞育性亦有一定影响。低温可加深滞育;高温则相反。小蚕期高温,大蚕期低温,则柞蚕蛹滞育率最高;柞蚕五龄期短日照,五龄后期与前蛹期低温,则可加深柞蚕蛹滞育程度。
南阳地区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属于典型的季风型大陆性半润气候,阳光充足,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全区累年平均太阳辐射总量为4507.1~4814.8兆焦/米2,是热量较丰地区之一。全区年平均日照时为1900~2100小时、44~46%。全区累年平均气温在14.4~15.7C之间。但是,这些气象天文数字,在远古伏羲时代,先人们是无法知道和了解的,他们只能通过“结绳记事”之后更好的替代方法,在石头上凿出星象而加以忠实记录,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南阳星象岩画其中原因之一。
中国是世界柞蚕业的发源地,河南南阳是中国柞蚕业的发源地。在柞蚕业发展进程中,经历漫长的蚕农自养自育阶段。由于积累自然变异和自然选择的作用,又经长期的人工选择培育,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特性,适应于在不同气候条件下饲养的品种。这品种成为现代柞蚕品种改良的物质基础。伴随着社会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柞蚕品种改良工作也不断深入,与各地区之间柞蚕种交换渐多。又经不同系统、不同品种间杂交,新的有利变异的出现,育成了许多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和人类经济利益的柞蚕品种。
(二)记录生产程序
柞蚕以食柞树叶而得其名。近代对柞蚕食性研究的结果表明,柞蚕虽可以取食11科37种植物的叶子,但柞蚕对食料植物仍具有相当严格的选择性。能使柞蚕既喜食又能完成生长发育、繁衍后代、延续种族的食料植物,种类并不多。其中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仅有5种柞树,为柞蚕喜食的食料树种。以其饲养柞蚕,不仅能使柞蚕幼虫期顺利完成生长发育,而且可以使柞蚕具有较强的抗逆性,获得较优良的蛹质、茧质和较高的产茧量。因此,柞蚕饲养业的地理分布首先取决于上述树种的自然地理分布。而河南南阳是最好的地区之一。下面是古代蚕书说生产过程中如何防害:
《驱鸟驱猴》:
“春林多鸟,而鸟最嗜蚕......若沿河崖壁及密林之傍,又当防猴之害,凡猴来动辄百十头,残害无数......至癞虾蟆藏伏石崖,以气嘘蚕,则蚕自落其口,石山往往有之。若山有野猫,则无此物也。凡鸟雀之害蚕,于每日太阳未出及日落时尤多,不可不加意也。”(清代刘祖宪:《象茧图说·驱鸟驱猴第二十二》,道光二十九年。)
《敌害》:
动物中害蚕之物亦颇多。柞蚕小时,蚁、蜂、蛇最喜食之,而鸟类中之鹅与鹊袭害为尤甚,土人以铳及网绳预防之。天将明及薄暮之时,须加意看护,若有鸟飞来,须放蚕铳,方能惊散,鸟类中以鸦为最多,而蚕亦畏之最甚。蟾蜍俗称癞虾蟆,能吃最矮枝所放之蚕,见时须攫取之。蛇能升于树上,野猪能将树撞倒,此二害最酷......山蚱蜢形如蚱蜢,其身较大,色带赤黑,俗名绩麻婆,马蜂比山蜂稍大,秋蛾系树生子,以上二物最喜食之。批把虫略似蜣螂,翅长善飞。以上之物,食蚕与蛾,皆咂破其皮,吸其肉汁,蚕立时即死。(清代张培:《劝道委员会调查奉省柞蚕报告书·敌害》,光绪三十四年。)
《去蚕害》:
山蚕之害,以鸟雀吞食为最难防。放蚕之场,一经鸟雀飞集,万难保其成收鼠、蛇、蟾蜍等物,亦皆食蚕。(清代许鹏翊:《橡蚕新编,去蚕害》,宣统二年,1909年本。)
《勤慎防害》:
蚕在树间,头眠将及防蜾蠃,眠起初壮防蜻蜓,方二眠防山蜂,夜防蝙蝠,漏尽将曙防阳鸟,辰已时防乌鸦喜鹊,午未时防虾蟆,三眼后季已孕丝,防山中蛇鼠。(清孙尚质:《橡茧刍言》卷三《勤慎防害》,光绪三十四年。)
野兽动物飞离灾害。甚至山中的蚂蚁也可以对蚕施以暴力。“蚁穴中,簸箩最肥,但蚁能咬蚕使墮,且蚁行上下,使蚕终日摇首。食叶不安。”(《塔子沟纪略》卷十《蚕事·养山蚕成法·避蚁穴》,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三)日常计时功能
所谓历法。就是推算年、月、日的时间长度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制定时间顺序的法则。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通过对日月星辰的长期观测,逐渐了解并掌握了月亮、太阳和星星的运动规律:由昼夜交替的现象,形成了“日”的概念;根据月相变化及月亮运动周期,形成了“月”的概念;从四季交替循环现象中,形成了“年”的概念。这三个概念的形成,因为依据对象不同而相互独立。
1.以日计时
人类最早认识的第一个时间单位不是年,也不是月,而是日。在原始群居的渔猎时代,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黎明降于大地的光明和温暖,以及日落带来的黑暗与寒冷更影响人类的生存。太阳东升西落,周而复始,循环出现。这一次日出到下一次日出,或这一次日落到下一次日落,这样天然的时间变化周期,使人们逐渐产生了日的概念。
我国有据可考最早的记日方法,是般商时代的甲骨文《干支表》。干,指天干。它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个字组成。支,是地支,它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字表示。一个天干配上一个地支。就组成一对干支。如天干以“甲”字开始,地支以“子”字开始,按这样顺序组合,可得六十对干支,称为六十甲子或六十花甲。
干支记日的顺序是:以某一天为甲子,第二天就是乙丑,第三天是丙寅,以此类推,第61天又回到甲子。只要取某一天为开头,以后的日子就都可以称呼了。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它出现在3000多年以前的股代,不能不说是一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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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马振扶乡罗湾村星象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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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区潦河坡镇周沟村南沟组岩画
“纪;起于甲寅,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矣,岁以是纪而年不乱,月以是纪而时不易,昼夜以是纪而人知度,东西南北以是纪而方不惑。”(《纲鉴易知录·太昊伏羲氏》)
每日寅、卯、辰时出蚕,其筐下先须铺席,有蚁落地者,仍拾入筐内。”(清《廉州府志》卷九《农桑·出蚕》,乾隆二十一年刻本。)不仅表明柞蚕的前期喂养每时每刻都有自己的时间规律,而且是“粒粒皆辛苦”。配娥之次日申刻,将雄娥摘去,用两指轻捻雌娥腹,出溺,谓之把娥。(清《廉州府志》卷九《农桑·摘对》,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柞蚕由于散生于山野,受自然灾害与鸟兽虫危害很大,生存成茧十分不易,所以时多时少,使它长期处于“人属所利,飞鸟所食”的自然状态。
“鸟兽虫豸之属,害蚕者不可数计,日间不时防逻,夜间亦必篝火看守,至下茧时乃已(鸦鹊之嘴甚利,虽蚕已绣茧,亦能啄而食之,故绣茧后仍须看守)。最为害者有野虾蟇,蹲伏树底,仰而吸之,蚕自落其口中,至蜂蚁螳螂及土蚱蜢之属,秋蚕之受害尤酷。”(清代徐澜:《安徽劝办柞蚕案》《柞蚕简法·育蚕篇·防守》,宣统二年。)
清代清代程恩泽,字云芬,号春海,安徽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在刊于道光四年的《橡茧诗十咏·驱蠧》诗序中说:“害蚕者鸟也,螽也。春秋之昼须驱鸟,秋夜须驱螽。野蚕先于柘官,故古有为蚕驱雀之官。”接着诗云:“鸟日予口甘,岂惜人之寒。乌栖螽又来,蚕乎良独难。畏响驱以析,避形驱以竿。持谢鸟与螽,并生天地间。”同时,期贵州按察使吴荣光有《和春海学使橡茧歌》十首中有同题诗《驱螽》云:“饥禽复胡为,重以螽缉缉。安能去之逃,色斯举不集。我欲卫其生,岂必伤汝及。春声与秋影,中有人独立。”说的是为了驱鸟害,省人力,在蚕坡上树起假人以代替人力防害,反映出蚕人与时俱进的防自然灾害现象。
《养山蚕成法·守场》载:“一切鸟兽虫蚁,俱能伤蚕,故蚕工守护,窝棚住宿,饮食坐卧,时刻勿离。”(清乾隆二十一年《廉州府志》卷九《农桑·养山蚕成法·守场》。)
《山蚕图说》载:“蚕自上树,约四十日而茧成,须次第候其硬,摘之。盖茧成后,蚕自泻白浆浆其茧,必三日浆始干,若不候其干,湿摘之,则其茧必坏。用箩筐载归,晒干裹叶,顺其系自上而下剥之,如逆剥则伤茧,缘结茧时各牵叶三皮,自裹作瓮,于中周回往复,吐丝作茧。其有大而厚特不封口,口有黑迹而湿,是曰油头,或口封而汁汁湿,是曰血茧,二者蛹皆馁为败水所浸,不择出则坏好茧。其薄而不坚者曰二皮,因蚕食不足,及作茧时为人偶搦故也。”(清代夏与赓:《山蚕图说·收茧·附刊白话告示》,光绪丙午年,合江务农局刻本。)
试想,养殖柞蚕有多么辛苦,每个时辰都有工作要做。
2.以月计时
月亮是夜空中最显著的天象,对于人们也还有颇大的影响。《汉书·匈奴传》载:“举事常随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连行军打仗也要利用月色。因此,对于古人来说,月亮的作用仅次于太阳。常羲“生月十有二”大概是古人对月亮的最初期的认识。“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屈原:《天问》)则反映古人对于月亮的进一步思索。并由此产生了朔望月概念。
《柞蚕简法》载:
“柞树即橡树,一名栎树,非柘树也。其种有三:一名尖柞,其叶光泽尖而长,状类栗树,有黄栎、灰栎、红栎、白柞、拷柞五种,所放之蚕其茧小而坚实。一名青棡柳,其叶尾窄头宽,较尖柞叶约大两倍,厚薄相同,有大小二种,所放之蚕,茧大而匀。一名槲棵,又名槲树,其叶怒生,较青棡叶尚大一倍,色浓厚而质坚硬,亦有大小三种,所放之蚕,其茧尤大,但春蚕喜青棡、槲树,秋蚕喜尖柞,一山之中,宜兼栽数种。(清代徐澜:《安徽劝办柞蚕案》《柞蚕简法·种柞篇·种类》,宣统二年。)
《放养山蚕法·种栎》载:
“九、十月之间,栎树子老自落,拾其坚好者,掘溽润处为坑,聚而窑之,若不窖之溽润处,恐子干且生虫。窖子时,涂以猪血,可免山鼠窃食,且他日叶美宜蚕,再用杉木细枝刺极密者,盖于土上,更免鼠患。来年二月皆生芽,乃出而种之,将土锄匀,纵横成行,行必相距二三尺,母太密,密则枝条不茂;毋太疏,疏则广土可惜,深约七八寸,各种栎子三四颗,覆以松土,春雨及时,两旬而芽即出土,迟则一月。雨水节至清明前,皆宜种,节候万不可迟。又有本年窖栎,次年不即种,越一年而长至尺余者,则分其秧,亦于雨水节后,如栽杂树法栽之。盖种栎子,至三年尽伐之,令其再发新枝,又两年然后叶肥壮,可饲蚕,若栽栎秧,较种栎子更易成树。凡种栎,泥土为上,挟沙次之,红沙火石地为下,沙石之地,其树叶瘦,不能肥蚕,且叶尽时蚕或四下,值日烈地热,必多受损。“(清代常恩沛霖氏:《放养山蚕法·种栎》,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刻本。)
蚕在山上不在山上,每月都有任务在山坡上等着去做。
(三)以年计时
原始人类认识年,最早不是根据天象,而是根据大地上各种自然现象:河水泛滥,草木枯荣,鸟兽迁徙,寒暖交替,等等。即使在今天,有些农民根据这些自然现象判断季节,相差也不会太大。这些自然现象统称为“物候”。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大量观察物候的经验。在古籍《夏小正》中,已经有了丰富的物候描述,其中说:
“正月,雁向北飞,鱼儿上浮,田鼠出洞,桃树开花;二月,开始种黍,羊儿产羔,堇菜发芽,昆虫蠢动;三月,桑叶萌发,杨柳抽枝;四月,杏树结果,沟河田间有蛙鸣;五月,杜鹃啼,蝉儿叫,夏瓜结果;六月,桃子熟了,小鹰正学飞;七月,雨季到来,苇子长成了;八月,瓜熟季节,枣儿也下来了;九月,大雁南迁,菊花盛开,鸟兽准备过冬;十月,乌鸦乱飞,准备狩猎;十一月、鹿角秃了,狩猎开始;十二月,昆虫潜入地下,莺鸟在天上飞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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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河工区皇路店镇梦山村带沟线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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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河工区皇路店镇梦山村带日纪月岩画
《橡茧图说》载:
“年狗,例以六甲年中取之。假如甲子、甲戌二旬,此二十年中,在甲方上取土。甲申旬中十年,在丙方上取土。甲午旬中十年,在亥方上取土(戊寄在亥,取土,即是取戊土)。甲辰旬中十年,在庚方上取上。甲寅旬中十年,在壬方上取土。月狗,例以五虎遁取之。假如甲、已之年,正月为丙、寅月建,就丙寅顺数至九月得甲戌,就甲方上取土。乙、庚两年,月建戊寅,就丙方上取土。丙、辛两年,月建庚寅,就亥方上取土。丁、王两年,月建壬、寅,就庚方上取土。戊、癸两年,月建甲寅,就王方上取土。日狗,例以其月初一日日建取之,无论二月三月,只要有了丙戌日。假如二月朔日或三月朔日,就朔日顺数至上旬戌字,如朔日是庚辰,顺数至初七日为丙戌,就丙方上取土。如朔日是甲午,顺数至初五日为戊成,就亥方上取土。余仿此。时狗,例丙戌日,年年向丙方取之。其要在丙戌前几日,用罗针格定戌方之后,便将罗针定准四狗土方,插土为记要在林外。如两狗、三狗同方,便插两标、三标为记,以便至期取土,造作泥狗,否则临时张惶,恐有误也。”(清代刘祖宪:《橡茧图说·御风雹法第十七·取四狗土例》,道光七年刻本。)
柞蚕一生要经历养蚕人喂养、祈祷才能保证丰收。无论祈求大自然灾害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功课还是必须要做的。
人们通常把最难懂的经书和岩画称为“天书”,而中国古代有关天文历法的书籍和岩画一样,都属于是天书。它所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有历法类、占星类,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
首先,如前所述,星占著作有战国时期甘德的《天文星经》和石申的《天文》,后人合称为《甘石心经》。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里均有收录和注解。对后世影响巨大。
其次,是《太初历》。它是中国古代一部最早的,完整保留至今的历法。《太初历》原著早已失传。西汉初年刘歆基本上采用了《太初历》的数据,把《太初历》改名为《三统历》,收在《汉书·律历表》里,流传下来,所以《三统历》就为后世了解《太初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它是战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部历法,内容多有创新,并为后代历法奠定了基本模式,对后世历法影响至深。它包含节气、朔望弦晦、闰月、五星运动以及交会等项目的推算,初步具备了后世历法的主要内容。它创立了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的置闰方法,不但较好地调节了回归年和朔望月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把冬至、大寒、雨水等12个中气与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等月序一一对应起来,形成固定不变的关系,从而方便了生产季节的推算,这个原则在农历中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有汉代科学家张衡著的《灵宪》《灵宪图》《浑天仪图注》;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主持制定的《大衍历》;宋朝科学家沈括著的《十二节气》;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著的《授时历》;南北朝时期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著的《大明历》;明末徐光启主持持编修的《崇祯历书》等。仪器著作,有北宋著名科学家苏颂所撰写的《新仪象法要》等。
我国古代关于物候的星书历书还有很多,这些物候观察最初纯属直观的。但是,在大量的直观观察基础上,古人必然会开始思考这些物候的变化规律,从而逐步形成年的概念。《尔雅·释天》对年的解释说:“夏日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魏书》中说“草木记岁”,也就是记年。南阳岩画中十二、十四穴星象,应该代表的就是年份。
(三)记录祭祀
天文学的萌发和初步积累与先民们的生活需要及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有些农作物早种十天或迟种十天的差别,常会是一年辛苦的劳动变为成功或失败。日、月、星、辰的升落现隐、动物的季节迁徒、植物的萌蕃荣谢以及气候变化、寒来暑往,给先民们深切的印象。对其规律的逐渐深刻的认识,渐而形成了最原始的“观相授时”的知识。另一方面,上古先民出于对大自然的依赖和畏惧,以及由天象变化及其规律而引发的神秘感觉,又把天象当作神来崇拜。
如笔者在前面文章所述祭坛与太极图一样,星象有着某种祭祀作用。这些从两方面可以验证:一是祭坛与太极图上,本身刻有许多星象。二是在南阳柞蚕区不同位置,刻有大量或单个、或成组、或成片的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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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清河乡碾盘村玉璧状祭祀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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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河工区皇路店镇梦山桑东女阴星状岩画
《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周记·礼记·祭法》)
《左传》说:“不先时而起,不后时而缩,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春秋左丘明:《左传》)
《农书》说:“有愆忒则四序乱,而不能生成万物,寒暑一失代谢,即节候差而不能运转。”(元代王桢:《农书·天时之宜》)
但是,古人最初不懂这些自然规律,因此他们用观察天象记录节令的同时,把来自大自然界的灾害,误以为是神的原因。所以在记录星象观测蚕业生产自然规律的同时,难勉还要祈求神的保护。这在南召县小店乡关庄村大岭坪山上祭坛中所刻凿数以千计的星穴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
《放养山蚕法》载:“祀先蚕,重报本也。西陵圣母、菀窳夫人,蚕家皆祀之。”(清代常恩:《放养山蚕法·蚕神》,道光二十九年。)
(四)祭蚕方式
北宋《蚕书》说:“卧种之日,升香以祷神,天驷先蚕也。割雞设醴以祷苑窳妇人、寓氏公主蓋蚕神也。母治堰母诛草母沃灰母室人外人,四者神实恶之。”(北宋秦观:《蚕书·祷神》,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校本。)
《放蚕俚歌·祀蚕》说:“见头眠,见头眠,家家设位祀先蚕。香烛菜果并茶酒,爆竹一声跪拜虔。”(清代许鹏翊:《放蚕俚歌·第十八章·祀蚕》,宣统元年三月。)正常情况下,蚕一生经过四眠,正常情况下要祭拜多次。
清代,刘祖宪,字为宪,嘉庆历任贵州多职,后补安平县知县。安平地瘠而冲,民艰于治生,他提倡百姓养蚕之法,导缫丝之利,为此作《橡茧图说》说:
“蚕利固大矣,设遇雹灾,则蚕无遗类,奈之何哉?”余曰:“俗以蚕为天虫,人果能毋为不义,毋自暇逸,诚心事神,以祈蚕年,善待工人,毋有诟厉刻薄,则上天断不降灾。”即或天灾难免,黔西何天爵先生谓有辟除风雹之法,云其家有茶树数十万株,开花时亦最忌雹,遇异人授御雹之法,行之十余年,雹灾不作,且雹作而以此法免者有二次。今见君急切为民,故不敢吝秘,务广为传之。其说曰:“凡雹必有风以送之,风不至雹亦不至矣。”又云:“风之神曰蜚廉,雹之神曰李左车,能制风雹之神曰后羿。其法,于蚕未人山之前,或二月,或三月内,择第一个丙戍日,将罗针在橡林中间,定准戌方,在于何处,即于是处立一幡竿(竿以小直木为之),长三丈四尺九寸(必如此数),幡以黄布一幅为之,长一丈四尺九寸(必如此数)幡上书‘日月木火土金水气孛罗计’十一字(幡上除头二尺,幡尾除一尺零九寸,中间一丈一尺,一尺写一字,日朱书、月粉书、木靛书、火朱书、土黄土书、金粉书、水墨书、气靛书、孛墨书、罗朱书、计黄土书),令道士照依斋立斋幡之法树之系幡竿绳索,务要坚固,以麻纻为之,防大风摇落,不落则雹自不来矣),幡竿下设一小棹,用洁净栗木版片,宽一尺、长二尺,做一牌位,牌分三行,一直书风主蜚大将军之神,一书护蚕后羿大将军之神,一书蜀主李大将军之神。棹及牌位,坐辰向戌,又取年、月、日、时四戌方之土各一小撮,和水为泥塑一小狗像安顿棹下,其尾在辰,其头向戌,幡竿于丙戌前三日造毕,幡与牌位上字,以丙戌日写土狗,以丙戌日辰时取土为之。树竿及牌位,皆于午中刻毕事,随取一雄鸡祭之,洒血牌位上,设香帛酒曲祭品,众蚕户整洁衣冠,俯伏读祝文,奠献毕,化钱毕,出泥狗于棹下,向幡下焚香奠酒化钱,杀一小黑狗以祭之,取血涂黄幡尾上,即此时竖幡,并取血涂狗背上,涂毕,取泥狗仍置棹下,剥取狗皮晒干,亦挂于棹下,每日焚香二次,遇雹将起即奔赴幡下,焚香拜祝云:幸赦过,幸赦过,再割黑狗皮如掌大,走出橡林之外,向风来处,和干草烧之,祝曰:“他方显化,他方显化。如此邻村雨雹,而养蚕之处定不受害矣。”(清代刘祖宪:《橡茧图说·御风雹法第十七》,道光七年刻本。)
《橡茧图说》说:
“天有四狗,以守九区;吾有四狗,以守四隅。妖风不作,冰雹是祛,我蚕再熟,实尔勤劬。幡竿等物,俟收茧后,恭具香帛酒曲,答谢神祗毕,以此竿作梁能避水火,幡布供奉家堂,瘟鬼不敢人室。若邻境迎供,瘟亦立愈。若沿痢疫,须于寨中或寨外,如法立竿挂幡,瘟神疫鬼,无不远避。何先生云试验已多,当非虚语也。且此幡所全者大,所费无几,为之亦易为,力其敬行之。毋忽。祝土狗文:“天有四狗,以守九区;吾有四狗,以守四隅。妖风不作。冰雹是祛,我蚕再熟,实尔勤劬。
幡竿等物,俟收茧后,恭具香帛酒醴,答谢神祗毕,以此能避水火,幡布供奉家堂,瘟鬼不敢入室。若邻境迎供,瘟亦立愈。若沿门痢疫,须于寨中或寨外,如法立竿挂幡,瘟神疫鬼,无不远避。何先生云试验已多,当非虚语也。且此幡所全者大,所费无几,为之亦易为,力其敬行之。毋忽。”(清代刘祖宪:《橡茧图说·御风雹法第十七·祝土狗文》,道光七年刻本。)
《橡茧图说》说:
“蚕之空肚、发斑,皆由人事,不藉神功。若久雨久晴,及大风雹,皆有神主之,是则不可以不祈也。或曰:‘风雹为上天所司,蚕神岂能作主?’殊不知我祈于神,神祈于天,我一念之诚,上天可以感格,况有神以为之助乎?其法,于棚之东西角上(在别处则蚕神不灵),筑一小台(或砌石亦可),方二尺、宽二尺、高三尺,竖四小柱,搭茅于上,如街坊土地祠状,中用木片,高一尺三寸、宽一尺,择神在日,书写蚕神姓氏,及应祀诸神安设台上,每日焚香设茗,每月十五日,煮油米白粥祀之(用白米煮粥,人猪油、白盐,以磁器盛之)。如此虔诚供养,则祈祷无不应矣。又按,历代所祀蚕神有四:一黄帝元妃西陵氏(见《皇图要览》),一蜀蚕女马头娘(见《蚕经》及《搜神记》),一菀窳妇人寓氏蚕神(见《后汉书·礼仪志》注:一新兴泥塑东山蚕神罗夫人(见《广东新语》),今从之。”(清代刘祖宪:《橡茧图说·祈蚕之十六》,道光七年刻本。)
《祀先蚕说》载:
自西陵氏始蚕,数干年来,衣被万民,功德无量。记云:“有功德于民则祀之,非为获福,不忘本也。”宜于春蚕头眠之日,备香烛、卖果、茶酒,设位以祭之,结茧之日祭之如初。”(清代许鹏翊:《橡蚕新编·祀先蚕说》,宣统二年刻本。)
《农业百科全书﹒蚕业卷》“蚕神”条说:
中国古代传说最早教民养蚕的神示。当人们掌握养蚕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时,往往把收成的好坏寄托于不可捉摸的神灵或意想中的养蚕发明人或蚕的化身,对他们产生崇敬的心情。商代的蚕神叫“蚕示”,祭祀时用3牛、3对雄雌羊。甚至还用杀了的羌奴来祭祀。周代,养蚕前祭祀先帝。汉代,用猪羊祭蚕神菀窳妇人和寓氏公主。待至北朝,北齐用一牛祭黄帝轩辕。北周,以一牛祭奠西陵氏。唐代因干宝《搜神记》上曾记载一则蚕由马变成的神话。因此“以先蚕为天驷”。南宋时沿袭北周的习惯,把西陵氏之女祀为先蚕。元代《王祯农书》载:“蚕神,天驷也”、“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即先蚕也”。明、清两代,各地祭马鸣王菩萨的很多;同时清代祭祀螺祖的也不少;且同一地区,祭祀马头娘(马鸣王菩萨)和螺祖的都有。四川相传蚕丛氏为蜀侯,后称蚕王,经常穿着青衣,巡行郊野,教民养蚕。乡人立祠祭祀,称做青衣神。(《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蚕业卷》,农业出版社,1987年12月,53页。)
(五)柞蚕禁忌
在柞蚕喂养中,因为经常出现人们意想不到的现象,官方与民间总结出许多经验和禁忌。柞蚕养殖收获,有许多忌讳和祥瑞。有的可能是出于天气无常、季节更替、蚕种变异、柞树受粉等等诸多因素。上古之人,不懂科学,常以为是神在作祟,因此也是祈祷祭祀产生的原因。具体讲,后人总结蚕的禁忌有许多,如环境的禁忌,人为的禁忌,风俗的禁忌等等,说到地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在农村,通常把柞蚕视为“天虫”,正常情况下不但不容有病、刚生过孩子的妇女临场,还有一说,有的地方一夜之间,蚕消失的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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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河工区四连穴岩画
“忌孝服,忌产妇,忌疮济污秽人。”(清乾隆二十一年《康州府志》卷九《农桑·养山蚕成法·忌人》)“忌孝服,忌产妇,忌疮济污秽人。”(乾隆三十八年《养山蚕成法》《塔子沟纪略》卷十《蚕事》。)
“野蚕之与家蚕同,宜燥而忌湿,伤湿则病,宜洁而忌秽,遇秽则接。凡蚕场中潮湿之气、不洁之物,除之宜净,即蚕工之衣服,亦须更换使洁。”(清代董元亮:《柞蚕汇志.春蚕饲养法.宜忌》,宣统二(1910)年,浙江官纸局印行。)
笔者现在想来,所谓对妇女这种禁忌,那种禁忌,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养蚕劳动量大,妇女有许多家务活要干,比如缝衣做饭、带孩孝老等等,一旦面庭院无人,前方养蚕男人没有了后援。二是需要日夜操劳,在山上吃住不甚方便。还有一说,养蚕妇女长得越美丽漂亮,养出的蚕越好、产量越高。似乎与前面的情况又有点格格不入。
同时,古代蚕书里记载养蚕有吉祥之兆:
“子蚕上树五六日,中有香如兰者,谓之蚕花香,此上祥也,后必大熟。眠后有一二红黑头者,或青黄色间有深碧色者,头峥双角,小于常蚕,亦上祥也。凡蚕在树叶未尽,必不往食他树,惟此蚕朝东见之,暮或西见,但同林虽间一二里亦能往来,而不见其往来之迹,土人谓之神蚕,稍惊之,似有希希声。”(清代夏与赓:《山蚕图说·蚕祥》,光绪丙午年,合江务农局刻本。)清代秦枬:《?蚕通说﹒蚕祥》中,有同样记载。
五、南阳星象岩画的传承与演变
笔者在之前文章中已经述说,南阳岀现诸多伏羲时期的岩画,在中原包括南阳留下有关伏羲女娲的传说172篇。今天想说,南阳伏羲时代岩画,对南阳另外两个文化传承,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成就了汉代一个著名天文学家张衡。二是南阳汉代画像石上,出现许多星象现象。
(一)天文学家张衡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蜀郡太守张堪的孙子举孝廉出身,历任郎中、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晚年因病,入朝担任尚书。永和四年(139年),逝世,享年六十二岁。北宋时,获封西鄂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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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张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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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发明的地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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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发明的浑天仪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著有《灵宪》《浑仪图注》等;数学著作有《算罔论》;文学作品以《二京赋》《归田赋》等为代表,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隋书·经籍志》有《张衡集》14卷,已经散佚。明代学者张溥辑有《张河间集》。
张衡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发明了浑天仪、地动仪,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后人誉为“科圣”,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
试想一下,生长在一个岩画如此丰富的地区,2000多年前的张衡,绝对受到了岩画文化气息的熏陶。
(二)汉画像石上的星象
南阳是中原地区出土汉画像石最多的区域一,并建有全国唯一一座汉画像石博物馆。目前,收藏汉画像石3000余块,是以汉画像的发掘、收藏、研究为一体的汉画研究中心。加上目前当地民间收藏家收藏及早期流失在外内的汉画像石,应该说数以万计。
按照学者的分类法,南阳汉画像石有七类:即生产、生活、历史故事、远古神话、吉礼祥瑞、天文星象、装饰图案,等。而天文星象是南阳汉代画像石图像中的重要内容。汉代画像石中的天文星象图与一般图案画不同,其构图别具一格;日月运行的方向、星象的主体性、物象的布局也另有含义。
《易经》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可见,“图”和“书”在古代并重,而且由来久远。郑樵在《通志·总叙》中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通志·二十略·图谱略第一》载:“宋、齐之间,群书失次,王俭于是作《七志》以为纪。六志收书,一志收图谱,谓之《图谱志》。”据此断定,图谱之学在南朝以前还是存在的,其中也应包括天文星象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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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是最古老的学科,与古代农业密切相关。郑氏著《图谱略》,首列天文,曰:“今总天下之书,古今之学术,而修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日地理…‥”又曰:“人生覆载之间,而不知天文地理,此学者之大患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辰之次舍,日月之往来,图无以见天之象;山川之纪,夷夏之分,非图无以见地之形。天官有书,书不可以仰观;地理有志,志不可以俯察。故曰:天文地理,无图有书,不可用也。”而之前司马迁的《天官书》皆本于甘、石二经,考其所言,验之于天,都是符合实际天象的。
笔者简单梳理一下,除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伏羲图》《女娲图》《伏羲主日女娲主月图》《伏羲女娲交尾图》,南阳汉代画像石上出现星象现象的代表作品另有:《女娲捧月苍龙星宿图》《日月同辉图》《日月星辰图》《阳鸟北斗七星图》《日月相望图》《金乌星宿图》《阳乌月钩陈星宿图》《日月星宿图》《月轮西王母图》《苍龙星座图》《月星宿图》等等。(图略)
六、结束语
据《中国柞蚕品种志》记载:柞蚕原生属于野生蜫虫系列。全世界可作茧的蜫虫类达400多种,中国有有40多种,河南有20多种。这些柞蚕品种,经过优胜劣汰,经过人工训化,最终留下来的都是优秀品种。
汉把“柞”称为“枥”。张衡《南都赋》就有“枥与栎”同。对枥所生的孕丝虫,《类篇》曰:“蛎,野蚕也”。晋时郭义恭《广志》“有柞蚕、食柞叶,可以作绵”的记载。《本草》云:“蚕孕丝虫也”。在自然界中,孕丝之虫甚多,其名称皆食槲曰槲、食椿曰椿、食柘曰柘,茧以蚕名,绸以茧名,这些孕丝之虫,自生自育于山野,故曰:后人多称柞蚕为“野蚕”、“山蚕”。
野蚕由于散生于山野,受自然灾害与鸟兽虫危害很大,生存成茧十分不易,所以时多时少,使它长期处于“人属所利,飞鸟所食”的自然状态。汉唐以后,人们才把“野蚕成茧”作为“人君有道,其国昌大”的瑞应而记载下来。
自汉元帝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1786年中,全国各类野蚕共成茧50余次,而围绕中原南阳一带,就占70%以上。这些野成茧,由于次数的繁多,便很快进入了“民取为纩”和“取丝为绸”的阶段。
河南史志明文记载,“柞”字是在民国三年(1914年)的《河南通志》木类中有“桑、柘、樗、栗、柞、橡”等记载。民国十二年(1923年)南阳人张嘉献著《实用柞蚕法》。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方城县志》有“柞蚕颇盛之说”。
南阳柞蚕,色黄,清乾隆年间“每岁春秋二季”,民国后期为一化。品种分类不甚明显,但由于地理、坡质、柞性、管理方法各异,出现一些不同的个性。
道光年间,人们开始重视对柞蚕的发展和保护。道光十一年(1832)南召县邑候公令,在齐家堂(今皇后乡郭庄村)建蚕姑庙,贴出告示,以禁弊端。同治十三年(1874年),邑候丁公,在南石庙修“先蚕宫”,并酌定《蚕坡章程》。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首事等人“恐久而漫灭,顽硬之辈复蹈故辙,特将告示章程清刻于石,以垂永远”。章程条规把“广植蚕坡”、“保护蚕坡”、“爱护蚕蚁”、“严禁抽丰”,“撙节草木”等规定得非常全面严谨。最后还令以上各条“不得面从心违”,如有违者,“轻则责罚,重则枷号,决不宽容”。光绪年间,对发展柞蚕的措施更为具体。河南布政使晓喻通省,督促凡有山场荒地而无树株,要多种桑树、橡树、槲树,使家皆养蚕成茧。如有懒惰游闲,即予立定罚。抚院也相继提出“槲叶宜蚕,既有成效,豫各属近山之处颇多,自宜一律督饬考求以兴民利”。同时有的地方还规定“一年之内,能育出茧至百斤以上者,官给红花,以资奖励。”(《河南官录》160期、20页。)
此时,柞蚕的经济效益由筐产(500只雌蛾卵为一筐)不过千(粒),提高到“丰收之年,每筐可得茧一万五千(粒),中稔一万(粒)上下,若七八千、六七千(粒)则为歉收”。其价格,“每筐一万,可售银十五六两”,“故山中居民踊跃争先”喂养柞蚕,尤其“南召、鲁山皆日增月盛”。民国初年,河南柞蚕进入了鼎盛时期。民国三年(1914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万国商品赛会上,素有“召半省”(柞蚕茧产量占全省一半)的南召“上等山丝绸”、以织绸绝技盛名,镇平的“本色加宽山丝绸”和方城“加宽本色素茧绸”,受到了“屡赴赛会,皆获优奖”的好评,使河南柞绸“行销日盛”、“通行南北”。(《河南地方志在文资料选》,四期。《河南省第一次在国外参加商品展览目录》)。
1920年至1931年河南养蚕者,在十万户左右,织绸三万余家,年产茧达260万担,产丝200万斤,产绸25万匹。年价值银达500余万海关两(每海关两合白银三市两二钱)。河南柞蚕,在半个世纪里,由于时势政局和战争影响,四十年代的柞蚕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年产茧量降至8500百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的积极倡导、扶持和奖励,1966年,全省柞蚕茧产量达249000担,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缫丝织绸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八十年代末“革改、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南阳“柞绸彩格纺”,曾荣获国家科委“金龙奖”,镇平“6311”手织作绸,曾荣获部级优质产品奖。在合成纤维冲击的八十年代中期,柞绸的出口唯独河南一家,仅南阳一地柞绸出口量由1980年80多万米,1985年扩大到110多万米,畅销日、美、法、英、瑞士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春秋内事》载:“伏羲氏以木德王。”《帝王世纪》载:“太昊庖羲氏……首德于木,为百王先。”《汉书·律历志》载:“言庖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
根据以上文献记载,结合笔者与中国先秦史学会文友在南阳柞蚕区发现大量星象岩画,笔者研究分析后认为,这里所谓的“木”,指的就是可以养蚕的“柞木”。换言之,南阳上古柞蚕区出现的岩画,是伏羲“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最好、最有说服力的实证。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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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银河,出生于六十年代,。河南省南召县人,现任河南省盐业协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学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协会会员、文化学者,出版著作10多部,发表论文120余篇。2018年10月,在河南省蚕业科学研究院创办民营“蚕文化博物馆”。2019年5月,被聘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古文明研究与保护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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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长运,1957年8月生,河南省南方城县人。原方城县电视台副台长。自2010年方城发现岩画之后,加入调查研究队伍。10年间,在南阳市区发现岩画(岩石文)上千处。2019年5月,被聘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古文明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

张银河 张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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