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传海:高尚的悲哀

2020-05-09 15:12:00 来源:龙腾南阳 点击量:9700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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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佑元年九月,草木摇落露为霜,汴京都城更凄凉。凄凉中,那个少时机智砸缸、中年作《资治通鉴》、暮年竭尽全力废除“熙宁新法”的司马光,终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风中猎猎作响数十年的高尚旗帜,就此悲哀落地,一去不还。

那个少时机智砸缸、中年作巨著《资治通鉴》、暮年竭尽心力废除“熙宁新法”的司马光,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出生于光州光山(河南信阳光山)。是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

司马光年少时勤奋好学,聪明过人,“砸缸救友”震动京洛;二十岁参加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后改任苏州判官、江西丰城县代县令等;庆历六年,调任国家法院判官(大理评事)、朝廷大学讲师(国子直讲)等;至和元年,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包拯等人,派驻山东郓州、山西并州任通判,负责全州官吏考察;嘉佑三年,迁京都行政、司法署高级秘书(开封府推官);嘉佑六年,掌记录皇帝言行(修起居注);不久充皇帝所发命令记录人(起居舍人),同时知谏院(负责朝廷纪律监察工作)。任职五年期间,先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其中,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问题,直到赵曙(太宗赵光义的重孙、濮王赵允让之子)被立为皇太子。

嘉佑八年三月,仁宗驾崩,赵曙即位是为英宗。因仁宗盼亲子,其长期被冷落,加之曹太后垂帘听政等,致使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见状,连进《上皇太后疏》、《上皇帝疏》,及《两宫疏》等17封奏章,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苦苦相劝,终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治平二年,任政研室研究员(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但因谏官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而失望三状请辞。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他二条明确指示:接续《通志》往下编修;设立书局由其自择官属(后《资治通鉴》也在其主持下,在书局完成)。

治平四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副宰相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他“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其为朝廷顾问(翰林学士)。不久,又任最高检察院副院长(御史中丞);熙宁三年,神宗提拔他做枢密副使(副总参),他坚决推辞,并在该年年底,因反对变法无果,自请离京知永兴(陕西西安);熙宁四年四月,主张辖区免用新法无果,自请西京洛阳赋闲。于是,大儒、贤才司马光,在精壮之年“下野”洛阳十五年之久。于是,一部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就此永垂。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哲宗年幼,祖母高皇太后(英宗皇后)当政。太后下诏起用已经六十七岁的司马光知山东陈州,不久授门下侍郎(副宰相)、尚书左仆射(首相)。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 ,在竭尽全力反对、废除王安石推行新法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享年六十八岁,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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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地讲,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才的我对司马光是很反感的,甚至有些憎恶。因为,虽然知道他儿时曾机智砸缸,老年编有巨著《资治通鉴》,但他激烈、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甚至到最后,不仅彻底废除了王安石,推行了十几年的新法,而且还把其辛辛苦苦收复的2000里领土,也拱手退还了西夏。

大凡有些头脑的人都知道,变法、改革、革新大体上是好的,是能够改除旧有制度弊端,维护、推进事务向好发展的。反之,反对、阻碍变法、改革、革新,就是保守派、顽固派,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那么,大儒司马光却为何竭力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呢?

话说,年轻气盛的宋神宗赵顼即位后,即想振兴祖业,又想摆脱他老爸的不够光彩(非仁宗亲子,又过早过世,无所作为)。听了王安石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美好变革方案,便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拜相(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熙宁变法”。

关于“熙宁变法”,就是北宋熙宁年间,在宋神宗支持下,王安石推行的各项变革。它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其新法主要分为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置将法”、“保马法”等,取士的主要有科举制的改革、整顿太学等一系列措施。

“熙宁变法”从次第实施到罢废,将近十五年。其总体成效是不可否认的。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国家财政收入的明显增加,致使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基本改变了北宋的“积贫”。

另一方面,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得以缓解。比如“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其最为显著的是,在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不仅扭转了北宋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也较好地建立起了,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其诸多变革没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刀切强制推行、无及时纠偏等,致使其与初衷相悖。比如“青苗法”,原本是在每年二、五月“青黄不接”时,由政府给农民放贷,在夏、秋收回本金时,收取百分之二十利息。它设计的初衷是,在救民急困、限制地主富豪对农民剥削的同时,增加国家收入。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利息以半年计,年息就成了百分之四十。同时,放贷时可能是小米等陈粮,收贷时是大米等新粮。如此这般,利息可能达到百分之六十。加之官吏为了自己的政绩、个人利益强贷强收等,结果导致百姓苦不堪言,不堪重负。

再比如“免疫法”,是将原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百姓交钱(免役钱)由官府雇人完成。它的设计是解决百姓不愿或不能服差役问题,同时增加政府收入。但执行中一刀切,使得有力可出、无钱可交的百姓,无力负担此等额外的“赋税”;

还有“市易法”,是国家出钱收购畅销货物,在市场短缺时卖出。目的是控制市场、限制大商人,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同时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国家经商专业化,就垄断了市场,阻碍了商品经济按自身规律的自由发展。

其他,农田水利法中有一个“淤田法”,就是把河道开一个口子,让河水把河底淤泥带到盐卤不毛之地,来改良土壤、创造新田。但不切合实际的强行淤田,所放洪水不仅冲回原有良田,也毁坏百姓房屋、坟冢等财物;“保甲法”减轻了国家维护地方治安的付出,但残酷的连坐使农民深受其害;“保马法”将国家饲养不善的军马推给农民,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等等不一而论。

新法的弊病及至变法失败的,情形和原因是很多的。有人说是触动了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有人说是王安石用人不当,也有人说是失去了皇帝支持(神宗死去)等等。其实归结起来不外乎两条。一是没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无及时纠偏。还有一条重要的、也是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的总指挥王安石,恃才傲物,排斥异己。也即是司马光所说的“用心太过,自信太厚”。

别的权且不论,单看因反对变法而贬官或退居二线的人,其名单就长得令人咋舌。如熙宁二年六月,罢免御史中丞吕诲;八月,罢免知谏院范纯仁,刑部刘述、丁讽,侍御史刘琦、钱顗、孙昌龄,审刑院王师元,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十月,罢免宰相富弼。熙宁三年二月,韩琦因论青苗法被解职河北安抚使;三月,贬知审官院孙觉;四月,贬御史中丞吕公著,罢参知政事赵抃,罢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罢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九月,罢宰相曾公亮、罢司马光(虽是自请,朝廷批准视为贬谪)为永兴军知府;十月,翰林学士范镇退休;熙宁四年,贬史馆苏轼为杭州通判;熙宁六年,罢枢密副使文彦博等等。据说,当时台谏为之一空。据说,当时贤士多求引去以避锋芒。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虽是君子之争。但二人经常激烈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当面争辩无果,司马光又连续三次给王安石写信,“援朋友责善之义”,“反复劝之”。严厉指责王安石的变法,具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弊端,劝谕王安石(变法)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一一予以批驳,并明确告知:“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最终,二人由昔日好友变作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

司马光找神宗“告状”,神宗当起了和事老。一边支持王安石,一边给司马光以枢密副使的安慰。而执拗倔强的“司马牛”,眼见局面无法改变、自己的主张无法得到认可,竟以“不习军旅”为由,连上五封札子坚决请辞。

“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指授枢密副使),卿且受之。’”光日:“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上日:“何故?”光日:“臣必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日:“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臣不改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由此可见,司马光是为避免继续争斗、为保全自身名誉,而知趣、无奈、伤心、执拗地,离开京都去往地方的。

司马光出知永兴军的头衔,是兵马都总管安抚使。他出发前,神宗皇帝咐他“边鄙动静皆以闻”、“本路民间利病当以闻”。皇帝把永兴军一路(省)的军政大权,完全交给了司马光,司马光也有在“自己的领域”大干一番的期望期望。

赴任前,他连上《乞免永兴军路苗役钱扎子》、《乞不令陕西戍边及刺充正兵扎子》、《乞留诸州屯兵扎子》三道奏书,希望在自己的辖区内实行特殊政策。而三个请求皆与新发相悖,即不执行新法。到任后,他又根据实情相继提出了《乞罢修腹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乞不添屯军马》、《奏乞兵官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士状》等请求,但在新法如火如荼大力推行的大形势下,以神宗、王安石为代表的朝廷,自然对其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司马光原本想在自己领辖的土地内,施行自已的主张行不同了,一度热起来的情绪也随之降了下去。加之,又一位反对“熙宁变法”的朝官、礼部侍郎(教育、外交、礼宾部副部长)范镇被罢官。刚刚知永兴军不足八个月的,“三朝元老”“先儒司马子”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从知趣、无奈、伤心、执拗,直至绝望,彻底死了从政之心。于是便呈请辞职,愤然退居西京洛阳甘就冗散。

尽管他抗旨不尊,但神宗皇帝还是对司马光眷礼不衰(是时司马光已是“三朝元老”,且在立英宗、调和太后矛盾等方面表现突出),还想让他去知许州(河南许昌)。而他去意已决,僵持了三个月,神宗才答应他去洛阳监察分理处(西京留司御史台)赋闲(留司御史台是闲职)。赋闲洛阳十五年时间里,他闭口不谈时政,埋头编著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涵盖16朝1362年历史、多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

司马光掌权后,以“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全盘否定新法,认为新法“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并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极力废除新法恢复旧法。

这样一折腾,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地割让给了西夏。

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为国“理财”的实际结果,就成了变相增加赋税。即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也就是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于国家。从结果看,所有变法几乎全都是为国“捞钱”。加之没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结果还不如单纯增加赋税。

王安石是个极端专制主义者,他自以为自己的方针绝对正确。别人只能服从,不能持有异议。否则便是改革的阻力,必须清除出去。同时,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的“三不足”论断,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固然是一名改革家应有的大无畏精神。然而,偏激的“大无畏”不仅让改革失去了约束,更是引起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广大民众不安和反对的关键。

强硬手段,雷厉风行,固然是每项(次)改革必要、必须的勇气、措施和保障。然排斥、打击异己,党同伐异,甚至不惜以怨报德。所推行的改革何谈纠偏、完善和支持?所推行变法如何不弊端百出、归于失败?倘若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等智者名望,甚至看得出表看不出本,但看得出某些出问题的普通人等,作倾心之谈,虚心接受不同意见,争取和获得最大多数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问题,及时有效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对相关问题和弊端加以及时纠正,其结果当不至惨败。

司马光要求停止变法、要求在水兴军实行特殊政策,与王安石甚至包括神宗皇帝在内,都是针锋相对的。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他的一些主张是从实际出发的,是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的。他在京和出知永兴军时,对于进、退问题是反反复复的。不过,所有反复不在于施压、不在于求官,而在于是否有利于施行自己“高尚”的政治主张。以他当时的威望,可说是“求官得官”的。但是他不原做违心的官,不愿抛弃自己所为高尚的政治主张。

说到司马光“求官得官”,有实例为证:嘉佑六年,仁宗要他做记录皇帝言行员(修起居注),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连上五状坚决推辞;四十四岁时,被提升为起草皇帝命令的秘书长(知制诰),他连上多道《辞知制诰状》,认为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天章阁待制)仍知谏院;治平元年,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但连上六疏却谏言失败。谏言失败,他连上五状要求降黜自己;治平二年,因对谏官失望,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熙宁三年二月,神宗擢其为枢密副使,他以“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并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熙宁四年四月,主张辖区免用新法无果,自请西京洛阳赋闲;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司马光闻讯后,当即起身赶往京城汴京奔丧。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沿途官员和百姓得知司马光要去京城, “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人们甚至要求司马光“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而他在参加完神宗的葬礼后,就立即回到了洛阳;元丰八年(1085年)赵煦继位,皇太后下诏授其门下侍郎。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等等。

司马光是位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为谏官时能言、敢言;为官多年,两袖清风。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司马光却将自己所